前幾天收拾書櫥，發現一個大信封鼓鼓囊囊的裝滿了東西，打開來看，是一大摞的稿費單。一直記得有這些稿費單，但記不得放在什么地方了，不成想現在找到了。

這些稿費單都是原件，完全是陰差陽錯留下來的，因為一般而言，沒有誰會為了收藏而放棄領款，何況我這些稿費單足有近百件，款項加起來至少有幾千元，須知那時我一個月的工資也就幾百元。

20多年前，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濟鋼一個分廠的政工科工作，那個分廠叫中型軋鋼廠，在濟鋼第二工業區（即二鋼，位于濟南市工業南路，二鋼拆遷后保留老廠房，現已變身為濟南CBD文化服務中心，在建），不在濟鋼總廠區域內（總廠在濟南市工業北路）。我那時喜歡寫點東西，而且見報率很高，也就經常收到稿費單。有些稿費單寄到了我手里，有些則寄到了總廠，總廠收發室就又重新填寫我的地址，改寄到中型軋鋼廠，我持總廠收發室給我的新取款單去郵局取款，于是這些原件就這樣保存了下來。

那時的稿費很低，一篇稿子也就十幾、二十幾塊錢，不過那時工資也低，二十多塊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了。稿費似乎也是按報紙的“級別”，《大眾日報》的比《濟南日報》的高，《人民日報》的比《大眾日報》的高，記得我在《人民日報》發過一篇幾百字的散文，稿費就有40元；全國性的報紙高于地方性的，字數差不多的，《工人日報》的30元，《山東工人報》就10元。記得收到最多的一張稿費單是《黨建文匯》雜志匯來的，150元，幾乎相當于我一個月的工資了。在這張稿費單的留言處寫著這么一句話：本刊年度優秀稿，那篇“優秀稿”是我在這個雜志上發表的一首詩：《詩人毛澤東》。

那時各報社的稿費單雖然都是《中國人民郵政匯款通知》，但在細節上也有些差別，比如《大眾日報》、《濟南日報》、《齊魯晚報》、《山東工人報》等的匯款單都是印好的，報社的名字和匯款人簡短附言直接就印上了，《山東工人報》更是連錢數都印好了。每個報社的“匯款人簡短附言”大同小異，基本上都是“你的作品發表在本報某年某月某日第幾版上，匯上稿酬，請查收”，這樣的附言有印好的也有手寫的，有的手寫的還寫著“謝謝投稿”的字樣，每次看到，心里都很溫暖。其實作者在意的往往不是稿酬，而是那種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的喜悅和承認。現在的稿酬單已變成電子匯兌，取款通知單的“附言”那一欄大都寫著一個字：無，讓人心里也空落落的。

那時我剛剛談戀愛，往往一篇稿子見報了，就和未婚妻嚷嚷著“又要來錢嘍，改善生活嘍”，于是稿費還沒來就已經預支了，等一個多月后真的來了稿費，早把預支的事忘沒影了，又大快朵頤了一把。我記得那時一到星期六下午（彼時尚未實行雙休）廠門口就來個賣燒雞的，用自行車馱著個不銹鋼的大桶，掀開蓋香氣撲鼻，我的稿費經常被換成里面的燒雞，我和她就像電影里的匪兵甲匪兵乙那樣一人一個雞腿吃得滿嘴流油，我到現在還記得那燒雞的滋味，似乎以后再也沒有吃到那樣好吃的燒雞了。

那時我的月工資好像才300多元，我拿出60元分別寄給兩個上大學的妹妹每人30元，剩下的除了日常支出基本上都存起來，那些稿費，成為我重要的預算外資金和改善生活的主要資金來源。那個年代能在報上經常見稿且經常收到稿費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全廠的人都說這個小伙子“有才著呢”，我也以燒雞這樣的“小恩小惠”籠絡住了一個漂亮媳婦。那是一段美好的歲月，日子過得平淡而充實，我和妻都相信憑自己的智慧和雙手能創造今后更加美好的生活。

后來，因為經常在報上見稿，集團黨委宣傳部相中了我。我記得是當時宣傳部副部長兼濟鋼電視臺的臺長打電話約我去談的話，試用一段時間后調令就到了分廠，我到濟鋼電視臺成了一名新聞記者。甭小看濟鋼電視臺，它可是原國家廣電部批準設立的，而且還是中央電視臺的實習基地，那些年每年都有新進入中央電視臺的大學生先來這里實習半年。我就這樣從電視記者干起，然后任新聞部主任，然后任集團宣傳部廣宣科科長，后來，我參加招考進了市直機關，仍然從事老本行——宣傳工作。

我調到總廠以后，稿費單就直接到了我手上，就不存在須從總廠收發室轉寄這一程序了，所以現存的稿費單基本上都是我在分廠工作那一時期的。這些稿費單距今已有十五六年，它們記載了我過去辛勤耕耘的汗水，也積淀了我人生的感受和感悟，而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它們還是我國郵政和新聞發展變遷的一個縮影。

從2002年1月1日起，匯款單變成電子匯款，用戶在市內任何一個聯網郵局都取到款，在中國使用了104年的“郵政匯款單”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改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取款通知書”，有些報紙也在一輪又一輪的新聞競爭中不復存在。因此，我保留下來的這些稿費單的原件已彌足珍貴，若干年后，它們或許會成為中國郵政史和新聞史發展變化的鮮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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