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在今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前與周恩來、赫爾利、張治中、朱德在延安合影

國家、政黨，無不極端重視安全問題。

201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

和重要工作，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殊不知，中共自創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安全工作，安全體系已經進行多次調整。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拐點。年初，中國突現皖南事變；年中，德國全線突襲蘇聯；年末，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晴天霹靂般的突發事件，嚴重威脅相關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生存安全。

美國、蘇聯、中國，以及中國的國共兩黨，開始了安全工作大競賽。

誰能料想，實力最弱的中共，卻悄悄從安全體系的調整入手，為日后的發展積蓄了力量。

東方大黑暗——確立極度警覺的安全意識

重視保衛工作

安全工作，也有各種層級，從生產經營到社會秩序都有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則屬于最高層級。美國、蘇聯等大國都設有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共執政之前設有政治保衛部門。

安全工作的主要方式一般有兩類：進攻性情報工作和防御性保衛工作。中共的安全工作從保衛起步，1921年創立時屬于非法政黨，離開保衛就一日不能生存。首次黨代會中途從上海轉到嘉興，就是防范外國租界巡捕房的偵查抓捕。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得以公開合法活動，可是，1927年又遭受國民黨的突然鎮壓。這就激發了全黨的安全意識，在創建軍隊的同時創立安全機構——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簡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成立，比國民黨的調查科早了三個月，1931年中央蘇區政權的憲法又規定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

抗日戰爭中，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成為合法政黨，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的機構很小。與此同時，國民黨卻將“中統”和“軍統”兩個特務機構從處級升格為局級。1939年初，中共設立統管情報和保衛工作的中央社會部。

中共創建情報保衛系統的初衷是保衛自身的安全，即使開展情報工作，也以獲取保衛性情報為主。為了扭轉被動防御的態勢，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開始大力調整。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決定開展敵后大城市工作，周恩來任中央敵后工作委員會主任，康生任副主任。10月7日，中央社會部發出《關于開展敵后情報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把開展敵后大城市的工作看成目前保衛工作的頭等任務。

敵后，敵人的后方，日本和汪精衛政權控制的地區。

從初進延安的處處設防，到深入敵區核心地帶，這意味著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由守轉攻。

可惜，剛準備進攻，就遭到別人的進攻。1941年初，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新四軍幾乎全軍覆沒。

嚴酷的現實再次提醒中共：安全工作在任何形勢下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不僅要防備敵人的進攻，還要小心盟友的突襲。

開展進攻性情報工作

所幸，中央此前已經部署進攻性情報工作，很快，重大情報接踵而至。

1941年3月8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與美國國務卿赫爾達成《日美諒解案》。5月19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日本駐英大使重光葵商妥“和平方案”，由郭帶往美國征求意見。上海、香港、南京、重慶，多條渠道報來國際密談的情報，德國友人王安娜也發現遠東地區有類似慕尼黑陰謀的活動。

抗戰時期，日本是民族大敵。中共情報部門始終盯緊日本，看看中國有誰敢同日本秘密媾和。潘漢年領導的情報系統打入日本特務機關，發現國民黨居然有八條線同日特接觸，還有個軍統代表自稱宋美齡的弟弟宋子良。

毛澤東在延安作出戰略分析：現在不是日本在爭取美蘇，而是美蘇在爭取日本，爭取日本不要把戰爭擴大到美蘇的地盤。美國并不打算聯合英蘇中合作抗日，美國同日本密談的目的是拆散日德意同盟，而使自己保持中立態勢。

1941年5月25日，毛澤東發布《關于揭破遠東慕尼黑新陰謀的通知》的指示：“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遠東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美、日、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遠東的慕尼黑新陰謀極其兇險，美英蘇各國與日本妥協，中國就成了國際孤兒；國民黨再與日本媾和，中共就成了國內抗戰的孤軍。

毛澤東向全黨極而言之：“要準備出現東方大黑暗！”

用曝光的方式戳破陰謀

拿到情報，并不意味著情報工作的結束，還有個怎么運用的問題。

制止秘密媾和的通常做法是暗殺，殺掉密使，秘密談判就無法進行了。汪精衛從重慶脫逃，在越南河內發表公開電表露求和企圖。蔣介石聞知大怒，立即派軍統特務越境刺殺。可惜，刺汪不成，反而激得汪精衛撕破最后一點臉面，索性逃往南京，公開當了漢奸。

毛澤東對遠東慕尼黑陰謀，并未采用暗殺手段。

八路軍駐山西代表王世英召開群眾大會，揭露山西當局同日本密談的陰謀，甚至點出了雙方代表的名字。陰謀最怕曝光，閻錫山不得不停止投降密謀。按說，此刻王世英有條件刺殺閻錫山，閻錫山的密友趙戴文任山西省長，可這位省長的公子趙宗復卻是個秘密共產黨員，殺閻易如反掌。可是，王世英給趙宗復的任務不包括暗殺，只是搞情報，搞到閻錫山同日本特務密談的情報。

在合作的局面下，對陰謀尚未敗露的盟友采用暗殺手段，不得人心。在合作的局面下，揭露盟方背信棄義的密謀，大快人心。新華社一封公開電訊稿，就能制止一起陰謀。毛澤東連續曝光，輕松地切斷八條投降密線。

這種陽謀，又被毛澤東運用到國際斗爭中。

中共領袖在接待外國記者時，提出美國不應向日本提供鋼鐵等戰略物資。那些外國記者大吃一驚，美國號稱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不應變相支持日本啊！

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美國停止向日本輸出鋼鐵、橡膠、石油等戰略物資，美日之間的密談也難以達成。

實踐證明，用曝光的方式戳破陰謀，不戰而勝，性價比極高。

實踐還證明，提前拿到情報，才能擺脫被動，設計應對。

遠東慕尼黑陰謀被制止了，勝利的前提是提前——提前偵獲情報，掌握戰略主動。

中央調查研究局——以大安全觀進行頂層設計

開展情報國際合作

1941年，堪稱情報工作全球化的元年。全世界的情報機構都在追逐國際戰略情報，一項是德國的戰略動向，一項是日本的戰略動向。

最擔心德國和日本動向的還是蘇聯。

德軍已經橫掃歐洲。西線，德軍正在跨海轟炸英國；東線，德軍已經同蘇軍相望。希特勒可能打而尚未打的，只剩個蘇聯了。蘇軍情報部派出大批情報員，圍繞德軍展開偵察，偵察德軍是否向蘇聯發起進攻。

日本是俄國（蘇聯） 的宿敵，俄國向東，日本向西，兩國的擴張勢頭在中國東北相撞。從1905年的旅順之戰到1939年的諾門罕之戰，日本總是企圖對俄國動武。蘇軍情報部門在1929年派遣戰略情報員佐爾格到上海就近偵察，1932年又讓其潛入東京偵察。

佐爾格雖然是個高級間諜，但畢竟是黃頭發、藍眼睛，一到日本就被納入了特高課的偵控對象。要想接近日本，還得使用亞洲人，特別是抗日的中國人。因此，中國的情報工作也就同國際情報界有了聯系。

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成員之一，與共產國際本來就有情報交換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共產國際已經不滿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國戰場情報，而是要在中國各地建立直屬自己的情報網。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培訓一些中國籍的情報人員，在遠東戰場搜集日本情報。正好，西路軍到達新疆的余部，正在進行現代軍事技術的培訓，陳云和鄧發從這400多人中挑選劉鶴孔等十幾人，送到蘇聯培訓。后來，這些人被派到中國各地的淪陷區，秘密從事情報工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諸多貢獻。盡管這些中共黨員奉命服從共產國際領導，不與中共組織發生橫向關系，但是，出于愛國之情，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主動與中共情報部門聯絡，為祖國提供抗日情報。

蘭州有一個“聯共情報組”。為了爭取蘇聯援華抗日，國民黨政府允許蘇聯在中國一些城市建立外交、軍事代表處。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孫平）是蘇軍情報人員，同中共協商，由蘇方提供經費、電臺，中方選擇人員，情報組長由俞鳴九（蕭炳實）擔任。

延安也有蘇軍情報組，就駐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社會部駐地棗園，對外用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的名義。創建“聯共情報組”的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孫平被調到延安，擔任蘇軍情報組組長。

類似的國際間諜，也活動于東北大地。沙俄在東北據有中東鐵路，蘇聯繼承路權，在東北的中國人中發展了許多共產黨員。抗戰爆發后，這些中國籍情報員又為蘇聯提供抗日情報。

共產國際、蘇共、蘇軍，都曾努力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情報系統，一批中共黨員因此當了一陣“蘇聯特務”。對于年輕的中國情報員來說，這種國際情報合作也是一種歷練。

中共情報人才濟濟

盡管蘇聯重視培訓中國籍的情報員，但是，這些紅軍干部出身農村，很難在大城市進入上層，于是蘇聯又求助中共。駐重慶的蘇聯大使潘友新和武官羅申，直接找周恩來借人，借用情報人員。

周恩來身邊，有的是人才。

按照中央敵后委員會的分工，延安負責北方，南方局負責南方的敵后大城市工作。南方局由周恩來任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兼統戰部長，秦邦憲任組織部長，凱豐任宣傳部長，劉少文任情報部長，葉劍英管軍事和聯絡，鄧穎超管婦女工作，蔣南翔管青年工作，吳克堅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兼管情報。這些秘密工作的行家里手，把工作關系鋪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特別是進入了“內部”“上層”“核心”。

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潛伏著沈安娜，通過速記工作拿到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議的秘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有史永（沙文威），史永的大哥沙孟海是浙江才子，為蔣介石起草文稿。“中統”四川省特種委員會有黎強，提前發現“中統”抓捕地下黨的信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身邊也有共產黨員，如陳誠的隨從秘書鄧達章，李宗仁的秘書劉仲容，白崇禧的秘書謝和賡。最大的特務機關“軍統”內部，居然有個七人支部，由延安派來的張露萍任書記。國民黨的四大家族身邊都有共產黨員，宋子文身邊有王炳南，孔祥熙身邊有冀朝鼎，陳立夫身邊有盧緒章，蔣介石身邊有閻寶航。

閻寶航是遼寧海城人，張學良的高級幕僚，同高崇民、杜重遠發起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西安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被張學良扣押，宋美齡急需找人斡旋，這時就想到了閻寶航。閻寶航曾經留學英國，又是東北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宋美齡委托這個教友，去西安說服張學良。

閻寶航奔走于西安和南京之間，促成蔣介石被釋放，受到蔣介石夫婦的信任。可是蔣介石不知，閻寶航在此期間還成了周恩來的朋友。1938年，周恩來批準閻寶航入黨，并讓他不要暴露身份，繼續以東北愛國人士的身份，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開展國民黨上層的工作。

能夠使用閻寶航這樣的人，正是中共調整政策的結果。以前的“左”傾領導聲稱“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敵軍工作“要兵不要官”。

閻寶航是個有影響的“中間派”人物，也是蔣介石需要拉攏的人物之一，于是他又成了“高官”。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發起“新生活運動”，閻寶航是這個組織的干事長。閻寶航還是宋美齡的舞伴，巴結第一夫人的高官還要走閻寶航的門路。閻寶航進入了國民黨的頂層圈子。在一次宴會上，國民黨監察院長于右任和行政院長孫科喜形于色地告訴閻寶航：德國要進攻蘇聯！

原來，蔣介石一向崇拜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但“圍剿”紅軍要請德軍顧問，就是解決中國的抗日問題也寄希望于德國的斡旋。國民黨與德國軍方的關系非常密切，駐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與德國軍官聊天，談到中國的北方問題難以解決，那個德國軍官隨口吹牛：中國問題好解決，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就全解決了！

這個天大的情報，迅速傳回重慶，傳到秘密共產黨員閻寶航的耳朵里。

中共情報能力獲肯定

1941年的世界大局，瞬息萬變！

6月13日，蘇聯塔斯社否定蘇德即將開戰。14日，汪精衛飛往日本進行“國事”訪問。16日，周恩來上報延安，偵獲德國即將大舉進攻蘇聯的戰略情報。

此前，蘇軍的幾條情報渠道，已經偵獲德國即將突襲蘇聯的情報，但斯大林不肯采信。兵家最忌兩線作戰，一般而言，德軍應該集中兵力先拿下西邊的英國，然后再向東邊的蘇聯開戰。很難設想希特勒現在會兩線作戰打蘇聯，除非他瘋了！何況，提供德國動向的情報組織大多在西歐活動，很難保證沒有德國或英國間諜的滲透。各種互相矛盾的情報都在傳播著：有的說德國要大舉進攻蘇聯，有的說是英國施放假情報挑撥德蘇關系。這讓斯大林難以決斷。

直到中共提供情報，斯大林這才信了。中共同西歐沒有關系，沒有受騙上當的可能。

前線蘇軍提前一天進入戰備。這是情報工作的成績，提前一天也會減少很大的損失。

可是，對于一場大規模戰爭，一天的準備期還是太短，蘇聯還是遭受了慘重的損失。這是情報工作的失誤，是攸關國家安全的大失誤。

關于德國動向的國際情報競賽，誰是勝者？

德國發起進攻之后，斯大林給延安發來電報，感謝中國同志提供的重要情報。向來都是蘇聯支援中共，這次，斯大林第一次感謝中共了。

中共的情報能力，開始得到承認。

中央最高領導負責機構調整

從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被動挨打，到年中的預判德國侵蘇，中共挽回一局。但是，毛澤東非但沒有得意，反而更加警覺。1941年上半年，國內國際的形勢變化太快，情報工作必須跟上！

中共中央頒布兩個決定：7月1日發布《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8月1日發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這兩個決定，被確定為中共情報保衛部門的指導方針。

不僅有理論指導，還要有組織措施。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一個中央調查研究局。

這個局的領導和職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大范圍。毛澤東自薦當局長，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這個中央調查研究局局長，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生唯一同情報保衛工作相關的職務。下屬單位：中央社會部情報部門、中央軍委二局，還有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涵蓋所有中央級別的黨政軍情報部門，甚至超出情報保衛部門。

中央調查研究局下面還有四個不公開的分局：第一分局在晉察冀邊區，負責調查華北和東北日占區大城市的情況；第二分局是潘漢年領導的情報系統，負責對歐美和淪陷區的調查；第三分局在重慶的南方局，調研南方敵后大城市和國統區各黨派的情況；第四分局在陜甘寧邊區，負責邊區內部和周邊的調查研究。

中央調查研究局的工作任務是：負責敵我友諸方的調查研究工作。

這是一種全方位的大安全觀，不僅開展對敵斗爭，而且掌握友方動向。皖南事變再次表明，這世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朋友可能向敵人的方向轉化！

中央調查研究局的職能相當特殊，負責情報保衛工作，又不等同于情報保衛機關。顯然，這是中共放眼大安全的一次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調整由中央最高領導親自負責。

調查研究是決策的基礎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已經從個體行為提升為系統工程。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列入中央社會部的《干部必讀》手冊。中央社會部設有書報股，出版專門刊物《書報簡訊》。延安每月撥出300塊銀圓，訂購敵占區報刊；晉察冀邊區社會部派人潛入北平、天津，定期購買大量報刊；晉綏社會部專設運輸隊，千里迢迢轉送延安。

書報之中有情報！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刊載：“從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綜合戰果中，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至今已完全轉變為掃共為中心的事實了。”延安《解放日報》立即轉載，刊登《敵人口中的八路軍》一文，駁斥蔣介石對八路軍游而不擊的造謠。

毛澤東從延安致電重慶，要求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各省搞上層調查，調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高級將領，每省數十人至100人。

毛澤東親力倡導，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風氣。延安市公安局詳細調查延安的城鄉接合部，寫出《延安新市鄉調查》，為社會管理打下基礎。

解放戰爭期間，轉戰陜北的毛澤東身邊只有數百名護衛。可就在這么少的編制內，還增設了一個調查科。部隊行軍頻繁，今晚住這個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個村。可每到一村，不管時間多緊，科長慕豐韻都要調查，弄清這個村莊的社會情況，立即上報毛澤東。

毛澤東還要求各戰略區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報告。打仗那么緊張，誰還有空寫文章？林彪拖延不報，毛澤東連電催促，還表揚及時報告的鄧小平。

“情況明，決心大。”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基礎，提高到哲學理論的層次，毛澤東堅持立下規矩，把調查研究作為全黨干部的基本功。

戰爭勝利，準備接管城市，各地都輪訓干部，學習資料就是調研報告。華東局準備的上海社情資料，竟然有數千萬字之多。由于有了這么周到的情報準備，土包子干部進城，眼不花，頭不暈。

調查研究，可以說是一種基礎性的情報分析整理工作。毛澤東致力于情報工作的科學化，新中國成立后將中央的情報機構命名為中央調查部。須注意，這個名稱同蘇聯的克格勃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都不同，這體現出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極度重視。

調查研究——毛澤東的情報分析方式。

未完待續

責編：江榮兵

編審：鄭國偉

制作：王喻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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